唐代宫廷宠物的三大来源
在唐代，宫中十分盛行饲养宠物，是一股风气！那么，这些宠物都来自于哪里呢？
1、地方土贡
土贡，即历代地方郡、县、州向君主进献的土产、珍宝和财物。唐代的进贡制度已渐完备。唐制规定：地方州府每岁所贡以当地土特产为主，且对其价值有明确规定，“其价视绢之上下，无过五十匹”。
唐代地方所贡物品是由官府收购的诸州指定特产，每年冬季，本州的土特产由朝集使送入京师。送入京师后，这些诸州上贡的特产再由太府寺圣进行管理、分配。
唐代的土贡品，包括鹦鹉、孔雀、鹰鶻、犬马、犀象、龟鳖等奇禽异兽。大体而言，唐代域内土贡动物以飞禽为主，兽类大型动物较少。
土贡的鹦鹉多来自陇西和岭南地区。陇右道渭州小陇山，“东去大震关五十里，上多鹦鹉”。开元年间(7 13一741)，山民州地区土贡有“鹦鹉鸟，尾牛酥，雕翎”。
王建《闲说》诗“秦陇州缘鹦鹉贵”，来鹊《鹦鹉》诗“何似陇山闲出飞”，描述对象都是陇西鹦鹉。从八世纪起，“新品种的鹦鹉，即‘南鸟’就开始在唐朝北方地区出现”，这些“南鸟”是指来自岭南、交趾地区的鹦鹉。“广之南，新、勤、春十州呼为南道，多鹦鹉”。
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：罗州招义郡土贡为“银、孔雀、鹦鹉”；安南都护府土贡为“孔雀，蕉布，犀角，蛇胆，鹦鹉”。“天宝中，岭南献白鹦鹉”，此鸟十分聪慧，善解言辞，被玄宗和杨贵妃称为“雪衣女”。
唐代灵州灵武郡(治今宁夏灵武)、华州华阴郡(治今陕西华县)等地进贡鹰隼。灵州灵武郡土贡为“白蛟、青虫、雕、鶻、白羽、麝、野马”。华州华阴郡常贡“鹞子十联，乌鶻五联”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，陇右甘州甘峻山，出产质量上乘的青鶻、青鹰，“常充贡献”。此外，晋州也曾进贡鹞子。
唐代犬马的种类大为丰富，作为贡品的必定是品种优良的异犬良驹。淮州淮阳郡土贡之一是犬。开元十二年(724)，太原进献异种马，“两肋各十六，肉尾无毛”。
岭南，交趾和云南地区是唐代境内犀、象的主要来源地。岭南道贡“金、银、孔翠、犀、象、彩藤、竹布”。松州土贡为“狐尾、当归、犀、牛酥”“。“广之属城循州、雷州皆产黑象”。
2、私人进献
私人进献是指地方行政长官、节度使根据统治者兴趣、需要，以个人名义进献给统治者某些物品。唐初统治者大多厉行节俭，发布诏书禁止进献鹰犬等珍禽异兽。
武德元年(618)，唐高祖下诏：“禁献诸儒短节，小马庳牛，异兽奇禽”等无用之物，“异物、滋味、名马、鹰犬，非有诏不献”。贞观初，太宗将禁苑所养鹰犬放生，“罢四方贡献”’。
但是，这种厉行节俭的风气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。贞观十三年(639)，“鹰犬之贡，远及四夷”。开元初，宫廷鹰犬机构“五坊”建立后，需要征集珍禽异兽。文宗即位之初，宣布“加配诸道鹰鶻”。宪宗时规定，“犬马、鹰隼、时新滋味之外，一切勒停”。统治者的这种态度无疑助长了节度使和诸州官员进献宠物的风气。
各级官吏为获赏识和宠信，纷纷投皇帝之所好，进献鹰鶻犬马。唐高祖武德元年(6 18)，丰州总管张良逊献绿耳马两匹。武则天时，左卫兵曹刘景阳于岭南得一双秦吉了鸟，进献朝廷国。开元十年(722)，丹州进献朱鬟白马。天宝年间(742一756)，安禄山“每月进奉牲口、驼马、鹰犬不绝”。
天宝之后，地方长官们向统治者进献宠物更无节制。代宗时，每逢端午、圣诞，“四方贡献者数千”。永泰二年(766)，代宗寿诞，诸州长官、节度使所进献的珍玩、名马，就达“二十余万”。自此，每逢帝王寿诞，地方长官进献方物上寿，成为定制。
德宗、宪宗两朝，藩镇节度使、地方官员和军队进献数量之多最为突出。贞元三年(787)，淄青节度使李纳“献毛龟”。贞元八年(792)，鄂州观察使何士斡“献白鹿”。贞元十二年(796)，左神策军进献白鹊。贞元十三年(797)，右神策军进白雀。永贞元年(805)，襄州节度使献鹰。宪宗元和八年(813)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献了十二只白鹊。
元和初，泽潞及凤翔天威军每年都会进献一定数量的鹰鶻。至元和十年(815)，宪宗因其“既伤物性，又劳人力”，下诏停献。敬宗骄僻，元颖每欲得其宠幸，“巧索珍异献之”。开成年间(836一840)，潞州刘从谏任昭义节度使，进献犬马，义昌军节度使刘约进献白鹰。
宣宗大中七年(853)，兴元进犀牛。鼓宗即位之初，左右神策军每年都要进献一定数量的鹰鶻。为表节俭，爵宗下诏停减，“共停一十四联”。咸通七年(866)，沙州节度使张义朝进献“青鹰四联、延庆节马二匹”。
出于对珍禽异兽的喜爱，唐朝帝王也会派遣专人到地方征购，贞观十三年(639)，唐太宗“万里遣使，市索骏马，并访怪珍”，遣使到石国“市犬马”。玄宗时期，为满足宫廷贵胃们的出游和骑乘需要，多次“竞购名马”。宝历二年(827)，敬宗甚至遣使“自新罗取鹰鹞”。
唐代统治者在土贡珍禽异兽的产区设置了专门的“捕鸦户”、“采捕人”，“岁责贡献”。进鹞子使是护送作为贡品的鹰华进京的专职人员。《太平广记》载：先天中(712一713)，许州杜生让一奴用五百钱在官道上买鹞子，“见进鹞子使过，求买其一”。结果，奴只买到一只质量略差的鹞子。可见，进鹤子使经由官道贡献鹞子，所携带的并不止一只鹞子。
3、邻邦朝贡
唐代，宠物饲养的风气盛行，单靠州郡的土贡己无法满足唐王朝对奇珍异兽日渐增长的需求，更多的宠物是通过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朝贡得来。“七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”，追求各种奇禽异兽的风气盛行于士大夫阶层，推及庶民之家。
唐朝引进的禽类宠物有鹦鹉、频伽鸟、问日鸟、鸵鸟等观赏禽鸟以及雕、鹰、鹤和鶻等猛禽。
唐朝外来鹦鹉的输入集中于贞观、开元年间，由南海和南亚诸国进贡而来，即林邑、佛誓国、昙陵、拘萎蜜、盘盘、诃毗施、尸利佛誓、诃陵及南天竺等国。贞观初，林邑国就已向唐王朝进贡五色鹦鹉、白鹦鹉，“精识辩慧，善于应答”。
玄宗时有只五色鹦鹉通人性，每次侍者为玄宗更衣时，若举动不敬，“鸟辄嗔目叱咤”。《白鹦鹉赋》赞美了白鹦鹉的善言聪慧、巧通辞令：“稽圣人之遗文，懿珍禽之不一，彼善言之灵鸟，孕聪明以自逸”。
越南还进献过一只红鹦鹉，白居易诗云其“色似桃花语似人”。永徽元年(650年)，吐火罗进贡的鸵鸟被“献于昭陵”，高宗和睿宗墓前均有鸵鸟雕像。之所以如此，大致是因为鸵鸟极其罕见，可以显示唐朝为四夷之主的威严。
除此，南天竺还曾进献过问日鸟，诃陵国进献过频伽鸟。问日鸟应该属于一种象征祥和的瑞鸟，频伽鸟则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，在诸多佛经故事中有频伽鸟的身影。
鹰鶻等猎禽主要来自东北朝鲜半岛的新罗、渤海、靺鞨，集中于在开元、天宝年间。黑水靺鞨“土多貂鼠、白兔、白鹰”，每年都要向唐朝进献一种凶猛猎禽——白鹰。唐诗中多有关于这些来自东北的鹰隼的描述，“御马新骑禁苑秋，白鹰来自海东头”，“越鸟从南来，胡鹰亦北渡”。
西域地区主要向唐王朝进贡犬马，包括高昌、安国、于闻国、龟兹、康国、波斯等国。对唐人影响较大的是“拂菻狗”。武德七年(6 24)，高昌进献了两只来自拂菻国的小狗，“性甚慧，能曳马衔烛”。神功元年(697)，安国进献过一种长有两头的异种犬。
战马之外，唐代的贡马中，有一部分供皇室贵族赏玩、骑乘、打马球戏和宫廷仪仗当中，其中包括走马、打球马、舞马等。“走马”，即供以骑乘、娱乐之马，主要有“果下马”和其它矮小的骆马。果下马高约三尺，因体型矮小，“乘之可于果树下行”。唐代的果下马多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新罗、百济。史载：春游时，长安少侠们会骑着矮马，“于花树下往来”。
唐代还盛行“马球戏”，又称“打马球”、“击鞠”。击鞠源于波斯、吐蕃等地，经中亚传入中原，又传入朝鲜和日本。蔡孚《打球篇》、沈佺期《幸梨亭观打球应制》写到马球小如拳头，材质轻韧，并需彩漆涂层。马球手在马上持鞠杖击球，往来追逐，先得到球并且将球击过门者为胜。
王建《宫词》描写了为打球而驯养的马，“新调白马怕鞭声，供奉骑来绕殿行。为报诸王侵早入，隔门催进打球名”。开元五年(7 17)，于闻曾进献过两匹打球马。
唐代输入的狮子多来自西域地区，即康国、吐火罗、拂菻国、林邑国、诃毗施、波斯、米国、大食等国。西域自古就有驯狮、崇狮的习俗。在唐人心目中，狮子是最具神奇色彩的兽中之王。虞世南《狮子赋》称其“填目电耀，发声雷响，拉虎吞貌，裂犀分象”，“践籍则林麓摧残，哮呼则江河振荡”。
犀、象在进贡之前己被驯服教舞，称为“驯犀”、“驯象”。尽管当时岭南仍有野象生息，作为唐帝国统治者娱乐消遣工具的斗象、驯象和驯犀主要来自林邑、真腊、瞻博、波斯、环王国、南诏、占卑国和占城国等南海诸国。其原因在于：
其一，中国本土野象可能质量并不高，“荆地象色黑，两牙”，“牙小而红”；其二，林邑等热带国家驯象历史悠久。大唐用来自异域的珍禽异兽装点宫廷，更能显示其作为“四夷君长”的巍巍气象。
地方土贡贡品的增多固然可能代表诸州经济水平的提高，土贡制度的日渐完善，海内外朝贡的增多均与唐王朝国力的强大、政局的稳定有关。但是，“地方官员的进献取媚，皇帝的过度征求，却往往是腐败的表现”，且贡品多半是用于皇帝个人的玩赏之用，于国计民生无益。最终，还是为唐朝的由盛转衰埋下祸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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